本论文以宗教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中心, 检讨了传统中国社会里面佛教的传播与世俗七趋势。唐宋时期, 佛教附属神毗沙门天王为战神·守护神的名目, 广受崇拜。值得瞩目的是在唐代後期, 毗沙门信仰正式编入到国家祭祀体系, 政府官员开始主办其礼仪活动。政教关系上皇权占据绝对优势的帝国时代, 某种言仰入编国家礼典之事, 表示着官方的公认及支持, 对於信仰的开展方面, 宜有积极的影响。所以本论文先考察了“毗沙门战胜灵验故事”的出现与密宗的护国佛教化的关系, 然後以同样脉络下检讨了毗沙门信仰入编国家祭祀体系的过程及其义意。其结果, 大略如下: 首先, 在唐代後期, “毗沙门战胜灵验故事”逐渐流传, 而《毗沙门仪轨》所载的板本可推定为原型。其故事里面的战神形象与《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目·和田出土的考古资料以及相关图像资料综合考量, 可发现其神话故事及图像起源於国王以毗沙门神後裔自负的于阗建国神话。夸耀神抵超自然力量的灵验故事, 虽然不完全符合于历史事实, 但其内容仍然反映出宗教上的社会需求和背後社会势力的意图, 值得商榷。经过分析得知, 毗沙门神“安西战胜灵验故事”的制作及流布与密宗有关, 他门利用天宝以後的战乱局面, 以护国勤王宗教的面貌, 试图强化教团势力。 其次, 对於密宗言仰的传播及教团地位的提高, 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灵魂人物就是佛空。他经常利用多种管道, 强调密宗的护国佛教特色, 以确立与皇权之间的紧密关系。其中, 译经和灌顶礼仪是不空宣传密宗的主要手段, 连在安史战乱期间, 西北军事势力的後援下, 他仍然展开着其事业。这种背景下翻译或编造振作士气的灵验故事和佛典是理所当然的。战神毗沙门的灵验故事可能在这种背景下形成而流传。密宗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在肃宗·代宗时代达到巅峰。尤其是重新翻译成强烈包含着护国理念的《仁王经》而定期举行诵读讲会後, 密宗确保了朝廷上的支持。引人注目的是战神毗沙门的灵验故事也开始反映这些变化, 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开始提及″诸道节度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 各置天王象, 部从供养″的内容。《仪轨》里的故事後半部, 原本强调禁止杀生的佛教伦理, 而现在转而主张宜在公府奉祀毗沙门神祭祀。灵验故事里面的这种变化反映着, 人编到国家祭祀系统, 以稳定确保朝廷的公认及後援的企图。 再次, 九世纪以後毗沙门信仰进入了新的局面, 其变化的重点就是入编国家祭祀系统。贞元·元和年间, 历任太常卿及礼部尚书等高宫的权德舆, 在德宗贞元17년(801) 奏上了〈祭岳镇海渎等奏议〉, 值得瞩目。他在奏文, 相关小祀″诸神祠″的内容中, 提到龙神及毗沙门神。并补充礼典上面虽然没有具体规定, 而龙神准五龙坛例, 毗沙门神就准四镇山例, 举办即可。当然, 《大唐开元礼》及《大唐郊祀录》都记载相关四镇山的祭日·献官·斋戒·祭器·牺牲·祭仪·祭文等规定, 向後公府的毗沙门祭祀依据这些规定举行。这种脉络下, 需要注意官方对毗沙门信仰的态度与後援, 而在宪宗及穆宗时期的史料中可以发现相关待遇。武宗会昌法难时期, 毗沙门信仰也避开撒毁的命运的事, 宜与进入祀典而正式成为国家祭祀有关。段成式在《寺塔记》相关大兴善寺天王阁的内容中, 就提及″今部落鬼神形像堕坏, 唯天王不损。″唐代後期, 毗沙门信仰在民间社会的全方位发展, 基本与为国家权力所公认与支持, 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