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友畫會」與臺灣畫壇(1950s-1970s)

Abstract

本論文主要以1955年於臺北成立的「七友畫會」為討論對象，此畫會的重要性，乃在於其透過中國傳統水墨畫的創作，成功地結合「藝術價值」與「政治事實」之間的互惠性。換言之，「七友畫會」可視為｢價值｣與｢事實｣合一的成功例子。隨著1949年國府的大遷徙，「七友畫會」的七位畫家，或因公職、或因業餘畫家的身份，先後來到臺灣。雖然他們在大陸時並非熟識，但冷戰時期(1950-1970年代)在臺灣的聚合，卻使他們凝聚出一股傳承與延續中國文人畫傳統的使命感。當然，這個文人畫傳統的強調，實與當時國府復興中華傳統的文化政策有關。此政策亦是國府意欲以「文化中國」突顯出其作為「政治中國」正統的代表者。 然而，對於始終處於中國文化邊緣地域，且在國府來臺前受日本統治的臺灣而言，國府的這層用心，則必須面臨到日本殖民文化的挑戰。因此，本論文的第一章，則以國府來臺前，水墨畫在臺灣的發展為主。首先，分析清季時傳入臺灣的中原水墨畫。接著，再探討日治時期，乘著官方美展的優勢而起的東洋畫，及在此局勢之下，逐漸成為民間伏流的水墨畫之特色。此章中，亦會觸及另一個官方美展畫部西洋畫的討論，及其對臺灣本地畫家的影響。從以上討論的基礎，我們發現，1950年代發生在臺灣的「國畫論戰」，實反映出兩個對於「國畫」思考的不同進路。其一為臺灣本地畫家，因著日本殖民經驗的滲透，而以較為曲折的取徑詮釋「國畫」的表現。其二為渡海來臺的大陸畫家，則因受到二十世紀初國畫改革、文人畫復興與政治受挫等歷史記憶的影響，而趨向以較具「權威性」與「現實感」的態度，規範「國畫」的內涵。 接著，本論文的第二章，將以「七友畫會」為例，進一步從此畫會的活動與意義，分析「藝術的價值」如何與「政治的事實」產生互惠的作用。由於「七友畫會」成員與國府高層互動的密切，使得其具有詩書畫合一與筆墨寓意特色的文人畫作品，成為國府文化政策的最佳代言者，甚至足以與中共社會寫實的新國畫相抗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種看似融合「藝術價值」與「政治事實」的表現之下，「七友畫會」對於文人畫價值的提倡，尚具有道德寓意與自況的考量。 最後，由於「七友畫會」成員多身兼國府官方美展的評審工作，而作為美展的公共空間，其政治運作的意圖，亦不容忽視。因此，本論文的第三章，即是透過當時兩個重要的官方美展，「中華民國全國美術展覽會」(即「國展」)與「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即「省展」)，思索「七友畫會」對臺灣畫壇的影響。當然，臺灣本地畫家在此影響之下的因應之道，亦是本論文分析的焦點。 總之，透過本論文的討論可知，藝術表現的創新，固然有其研究的價值。但藝術表現的傳統，亦有其力抗世變不容小覷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