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為真－戰後台灣婦女驗孕史（1945-1990s）

Abstract

本研究擬從婦女的驗孕觀、驗孕技術之發展引進與應用，及技術背後的性別意涵等方面入手，說明戰後婦女如何成為積極的驗孕者，以及家用驗孕劑引進台灣後呈現的性別政治。本文發現戰後婦女的教育程度、生育自主性、產檢意識和消費能力均提升，並與醫普知識的傳播及產檢、驗孕技術之改善等因素交互作用，促成了驗孕觀的改變。戰後到1960年代晚期，婦女多從身體反應確認懷孕。雖然仍有人基於不同理由去醫院診所驗孕，但對打算正常生產、無特殊需求的婦女，驗孕是不必要的選項與家庭支出。1960年代晚期，婦女教育程度提升，益加仰賴衛教書籍和醫學權威，消費能力也提高，對於驗孕的態度已與先前不同。1980年代晚期，家用驗孕劑市場日益興盛，其普及使婦女提早進入醫療體系，加速生產的醫療化。在醫師叮嚀和媒體宣傳下，重複檢驗及驗後找醫師確認成為婦女驗孕的金科玉律。檢驗結果中「可見」「客觀」的陽性標記與胚胎影像，成為最具說服力的懷孕依據。過早驗孕也使婦女更早陷入懷孕的焦慮與流產的傷感中。方便婦女使用的家用驗孕劑，並未挑戰傳統性別規範下的使用腳本。社會認可的驗孕者仍以符合婚姻規範、為求傳宗接代的婦女為主，未婚、未成年女性則易被貼上性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