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從清代番界政策的演變,試圖釐清臺中東勢的土地開墾與族群互動歷程。清廷雖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石岡設立土牛界碑,但岸裡社僱工如黃懷春等漢佃仍能以代番納餉的方式,啟動土牛界外的私墾。其後軍工匠人越過大甲溪,來到鬱鬱蒼蒼的東勢山場採製木料,開闢了今日巧聖仙師廟一帶的傳統聚落—匠寮。由於軍工匠人具有合法身份,一旦與護衛熟番發生爭訟,官府往往以辦料為重,不願答應熟番將軍工寮移往他處或是限定入山時間、防範假冒身份的呈請,反而一再督促熟番加以護衛,造成原漢勢力的消長。 林爽文之亂時,番割劉中立聯絡泰雅族人追剿林黨,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東勢開發史上的重要功臣。其後他又與泰雅族人合作開鑿水圳,解決東勢丘陵的取水問題,因而建立民庄與部落之間的和平關係,並影響日治初期的綏撫政策。 林爽文之亂後的地權清釐,使得東勢地區大多由界外轉變成熟番保留區,漢佃以一人或數人為墾首的方式,召集股夥向番業主贌耕田園,開闢了散在大甲溪沖積台地上的防禦性集村。熟番在土地典賣予漢佃之後,他遷至埔里盆地,直至今日,在東勢留下了以低廉價格承買熟番土地的傳說故事。 國家力量直到開山撫番戰爭及設立撫墾局之後,才推進到番界以東的原住民部落。撫墾機構雖被批評為只做物質籠絡的工作,事實上貢獻不小。從東勢角撫墾署的報告中,可窺出撫墾署對部落實況的深入瞭解以及所建立之和約關係的作用,反映出原漢之間的族群互動狀況以及官方力量對部落社會的轉變,為日後理蕃政策之確立提供豐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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