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

Abstract

本文主旨是藉皇權、近習、道學型士大夫、恢復議題四因素的相互作用，架構起南宋中期的歷史進程，以闡述南宋中期的政治特色。道學型士大夫是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提出的概念，指該士大夫與道學家有共同的理想或理念「型態」，此即是與朱熹「氣類相近」之處，他們之間存有複雜的交遊網絡；近習則是皇帝身旁、處於內朝的寵臣；「恢復」即指「恢復中原」，是南宋特殊政治環境下的專有指稱。 第一章以事件為軸，並分析參與者的身分，說明在隆興元年至乾道六年，不斷向宋孝宗聲討近習之害的士大夫，即以所謂「道學型士大夫」為主。他們共同的反近習態度，就是使他們凝聚成「道學集團」的因素。道學型士大夫反對近習的深層原因，乃因近習干政破壞了「紀綱」，使外廷臣僚無法守其「職分」。此外，自秦檜當政時，便與高宗朝近習聯合，結成主和陣營；這種政治態勢延續至孝宗隆興時期，反映在主和宰相湯思退與近習龍大淵合作，並與張浚為首的反和議派鬥爭，道學型士大夫則多支持張浚。而近習對和議的參與，多少使道學型士大夫感到和議更具不正當性。 第二章討論在道學型士大夫反近習的政局中，政策性議題「恢復」為何發生質變。歷來論宋孝宗的著作，一方面無法忽視孝宗寵信近習，一方面又稱讚他對「恢復」的努力，彷彿兩者毫無關聯、可以分開看待。本章指出近習對「恢復」事業廣泛、深入的參與，使外廷部分官僚職權被侵奪，而軍中賄賂公行，也使恢復事業弊病叢生；其次，近習與主恢復宰相所採取的恢復策略是「急進」的，在朝野迎合急進恢復的言論充斥下，南宋很有可能未準備充分就與金開戰。這都使「恢復」在道學型士大夫心目中發生變質，成為非正義群體獲取己利的招牌，於是道學型士大夫不得不放棄與金「不共戴天」的復仇論調，並轉而強調修政「十年」，甚至贊成暫時與金和議，以攻擊急進的恢復政策。近習不論是在隆興時主和，或乾道時轉為積極參與恢復工作，都可見其迎合皇帝的意志。朱熹曾說：「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這個評論，便要置於此政治態勢下才得以真正理解。 第三章討論道學型士大夫諫近習與恢復後，如何面對不利的政治局勢。張說事件中，浙東事功學派也加入聲討近習。龔茂良（亦為道學型士大夫）事件尤為重要。近習曾覿為了打擊道學集團，利用諫官以「不談恢復」等罪名彈劾參政龔茂良，爾後，更以「植黨」罪名打擊與龔茂良要好的道學型士大夫，這即是南宋中期道學首次被控結黨。但因孝宗急採煞車，而未使黨論擴大，但也因此學界容易忽略龔茂良事件。到了淳熙八年，孝宗有感於恢復之無成，一方面逐退了內廷的近習，一方面外廷的趙雄罷相，結束了急進的恢復政策。 第四章討論淳熙九年到開禧北伐（1182~1207）時期的政局，在那些方面延續自淳熙八年以前的政治態勢，「慶元黨禁」在此脈絡下將可看出其深刻意義。韓侂冑的近習身分使他遭到道學型士大夫激烈的反對，因此，他實比余英時先生筆下的「官僚集團」更有理由對道學反感。依此而論，慶元黨禁絕非獨立的政治事件，而是南宋中期道學集團與近習最後也最激烈的對決。而韓侂冑過去受到孝宗影響而產生的恢復意識，使他當權後留意軍事，似無愧於他的前輩近習，爾後更將恢復付諸實踐。未充分準備的開禧北伐，仍得到朝野蜂起的迎合聲浪，道學型士大夫則有不少人站出來呼籲謹慎，反對北伐，這也重演了孝宗乾道六年急進恢復與道學集團穩健態度的對立。